作者：曹仲彬股票配资风控
王明多错，多传奇。
若非他作为各省层层选拔的留苏学子，恐怕难以如此气派地步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庄严殿堂。
他曾投身于李立三发起的“左”倾冒险主义运动之中，但李立三却对他作出了撤职决定，并实施了留党察看的处罚。
他最初不过是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担任一名平凡的干事，然而，凭借着过人的才华与持之以恒的努力，他成功跻身于党中央的核心领导行列。
他起初是“左”倾路线的鲜明化身，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一夜之间转变成为右倾投降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仿佛从“左”倾的极端一跃而到了“右”倾的另一个极端。
他原本位居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及主席团委员的显赫位置，却意外地成为了整风运动中备受批判的核心，境遇急转直下。
他与孟庆树的婚姻历程，实为波澜壮阔，其间交织着诸多引人入胜的传奇佳话。
博古、王明、周恩来
初恋莫斯科
王明与孟庆树在莫斯科相识。
1925年11月28日，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王明作为获准的留苏学生，与俞秀松、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六十多位同仁，共同组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期学员队伍，他们踏上征程，奔赴莫斯科，开启了留学生涯的新篇章。
在求学的时光里，副校长米夫对他特别赏识，将他视为自己钟爱的高徒，并进而推举他担任“学生公社”主席的要职。
1927年夏季，米夫荣升为校长。王明则继续留校任教，并同时担任了米夫的秘书与翻译。由此，王明实际上执掌了学校支部局的实权，一时间，他悄然成为了“中大”的幕后掌舵者，声名亦随之鹊起。
孟庆树，出生于1911年12月2日，安徽寿县田家集的孟家围子这个地主家庭。她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三期。1927年11月，她与刘英（张闻天之妻）、唐仪贞（陆定一之妻）等同仁一同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这群远渡重洋，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青年才俊，当时正值风华正茂之际。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宽松自由的异域风情，共同营造了中山大学浓厚的恋爱氛围。
十六岁的孟庆树正值青春年华，他眉清目秀，身姿婀娜，举止间流露出高雅的气质，风度翩翩，自然吸引了众多男同学的瞩目。
那时年仅23岁的王明，一见倾心，从此将追逐的目光聚焦于一位比他年轻七岁、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安徽同乡。
纵然孟庆树在王明踏入校门之际已享誉校园，成为众人眼中的“隐世王者”，但他对王明的态度却是纯粹的敬意与钦佩，而非滋生出任何爱慕之意。
王明身姿娇小，其身高并不足以与他显赫的身份相匹配，因而未能赢得孟庆树的青睐。而孟庆树对于王明持续不断的示爱并未放在心上，反而率先与他结识了另一位恋人。
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那一刻，王明便彰显出其坚韧不拔、志向坚定的决心。面对孟庆树已有恋人的事实，他并未退缩，反而更加坚定，持续不懈地追求孟庆树。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盛况空前。在米夫的精心安排下，王明被委以重任，担任“六大”秘书处翻译科的负责人。他借此良机，挑选了中山大学的多名学生协助工作，并特别指派了当时身为共青团员的孟庆树参与大会事务。尽管此举引起部分党员同学的不满，却赢得了孟庆树个人的由衷好感。
孟庆树目睹王明深受米夫和共产国际的信赖，预见其前途一片光明，于是果断地与昔日的恋人斩断了情谊，转而投入了与王明的交往之中。
王明的身高不足一米五，却未能激发孟庆树的兴趣。直至1929年初，王明归国之时，他对孟庆树的深情厚意亦未得到任何积极反馈。回国后，王明对孟庆树的思念如影随形，日夜萦绕心头。他甚至将他们之间的感情比作“牛郎织女”那般难以跨越的鸿沟。
“牛郎”失恋
1929年三月，王明从莫斯科踏上归途。在他即将启程之际，共产国际东方部通过米夫发出了一封电报，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具体指示，强调了对王明回国工作的细致安排。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依然恪守既定规定：所有从苏联归国的留学生，鉴于他们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必须先行被安排至基层接受锻炼。在此过程中，他们在基层的工作表现，将作为评估其未来是否被调任中央或地方领导机构的关键因素。基于此，王明先后被派往上海中共沪西区委和中共沪东区委，担任宣传工作的重任。
在王明看来，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似乎流露出对共产国际所推崇的杰出人才的一种轻视，仿佛是人才出众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才高而未能得其所。这使得他在工作中流露出了消极的情绪，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那远隔千里的“织女”——孟庆树。
那痴情的“牛郎”满怀着无尽的思念，仰望苍穹，期盼着“织女”的身影重现天际。奇迹般地，“织女”轻盈地飞跃银河，缓缓降临到“牛郎”的身边。1930年，孟庆树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岁月，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归国后，她被委以重任，派往上海沪东区委，全身心投入到妇委会的工作之中。而王明恰巧也在沪东区担任职务，两人被安排在同一区域，这真是一场天赐的姻缘！宛如传说中的“织女”真的降临到了“牛郎”的身边。
王明对此次难逢的机遇格外珍视，倾尽全力对孟庆树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他屡次邀请孟庆树一同前往小饭馆用餐，漫步在街头，欣赏电影。
在彼时，王明因对被派往基层的安排心怀不悦，又陷入情感的纠葛之中，这使得他对本职工作的态度变得消极，屡次未能完成区委交予的任务，因而频繁受到上级的批评。
这一状况让孟庆树内心的情感天平失衡，他有意与王明拉开距离。面对王明坚持不懈的追随，频繁登门造访，孟庆树感到极度的烦恼，于是毅然决然地退租了原来的住处，搬到了朱秀英的住所与之同住，刻意躲避王明的纠缠，下定决心与他彻底断绝关系。
王明浑然未察孟庆树已搬入新宅，此次旧地重游，映入眼帘的却是人去楼空的景象。站在孟庆树往日宽敞的居室内，王明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惆怅，只得在空荡的屋宇中徘徊。
在漫步途中，王明偶然间在地下捡拾到了几枚孟庆树曾经使用过的发夹。他轻柔地捡起这些发夹，细心地擦拭去尘埃，反复凝视，犹如发现了无价之宝。这些发夹让他想起了孟庆树，带给他无尽的慰藉。最后，他郑重地将这些发夹深藏心底，成为一份宝贵的纪念。这一幕，不禁让人窥见王明当时对孟庆树的深厚情感。
孟庆树
配个“妻子”
正当王明沉浸在失恋的阴霾之中，党组织却为他巧妙地安排了一位“伴侣”。这无疑又增添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场关键会议，并正式通过了《新的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此举使得以李立三为核心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领导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1930年7月9日，一场中央机关人员的政治讨论会依照既定计划顺利召开。李立三同志担任此次会议的主持人，其目的是为了深刻落实6月11日所通过的决议精神。
何孟雄率先对6月11日的决议表示了异议。随后，王明起身发言，就决议中涉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革命高潮与直接形势的判断、一省或数省政权建设以及反右倾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不同见解。他随即从口袋中掏出马列主义的经典文献以及共产国际的决议文件，一一摆放在桌上，与李立三展开了一场充满学术气息的激烈辩论，言辞严谨，逐字推敲。
李立三怒火中烧，于是不顾事实，将“右派”的罪名强加于王明，剥夺了他中宣部秘书的职务，并对他实施了为期六个月的党内审查，最终将他贬谪至江苏省委宣传部，仅赋予他一名无足轻重的干事之职。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岗位上，李维汉担任书记一职，夏采曦主管宣传部工作，李初梨则担任秘书。1930年7月的尾声，王明身着长衫马褂，头顶一顶缀有鲜艳红点的瓜皮帽，抵达上海，前往李初梨的住处报到，并正式就任干事一职。李初梨随即为他安排了在省委机关的住处。
在那个年代，上海的男性往往成为警方关注的中心，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寻找住处的棘手难题。鉴于此，李初梨为王明巧妙地安排了一位替身妻子以作为掩护。这位扮演王明“妻子”的角色者，名叫易坚，她是湖南著名教育家、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的亲侄女。
在1980年11月，我有幸对易坚同志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她回忆说：“1930年7月，我正是在上海加入了共青团，随后被分配到闸北区虹口街道的支部工作。大约在同一年的8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被调任至“省委机关”承担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李初梨引领我前往省委机关，并向陈绍禹（亦称王明）汇报了单身房东拒绝出租房屋的困境。他提议我伪装成陈绍禹的妻子，这一想法让我感到极不舒服。当晚，我原本打算逃离回虹口，然而，陈绍禹以保密党的秘密为由，强制我留了下来。”
易坚和王明分别驻守在上海闸北横滨路附近的省委机关。他们的住处设在二楼，一间大约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并附设一个小阳台。易坚主要负责守护机关的安全。相较之下，王明频繁外出，对他的所谓“妻子”，他甚少给予关怀，也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与斗争细节，更不用说分享他的过往经历。
在这短暂如白驹过隙的两个月夫妻生活中，他仅向易坚透露过一次，自己的俄罗斯名字叫“克劳白夫”。他们共同观赏的电影唯有那一次，那是一部名为《魂断蓝桥》的感人佳作。
王明虽已失恋，但对孟妹的怀念仍旧深切，却对身边的“妻子”视而不见。文静且端庄的易坚，不愿沦为他人眼中的虚假伴侣，亦难以承受孤独长夜的折磨，更无法忍受“丈夫”王明的冷漠态度。于是，她不止一次地向王明表达了她想要摆脱这“家”的强烈愿望。在王明最终点头同意后，易坚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机关，回到了虹口的故居。
“王明的情妇。”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易坚的清誉，王明的清誉，均遭遇了巨大的冤屈！
三探促良缘
身姿娇小的王明，胸怀壮志。面对孟庆树紧闭的爱情之扉，他未曾陷入失望与沮丧的泥淖，而是毅然守候着。恰在此时，孟庆树突遭拘捕，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为王明倾诉衷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彼时，孟庆树供职于中共沪东区委妇女委员会。该区委妇女委员会的书记，朱秀英女士，出自女工阶层。在朱秀英的悉心指导下，孟庆树承担起保管文件的职责，并定期深入工厂开展实地调研。沪东区坐拥众多纱厂与纺织企业，孟庆树频繁走访老怡和、恒丰、永安、三新等知名纱厂，进行现场调查与劳作，这使他不可避免地暴露在敌人监视之下。不幸的是，1930年7月30日，孟庆树不幸被捕，被关押于上海龙华看守所。
1930年夏季八月，王明闻悉心爱的人不幸身陷囹圄，焦虑与不安充斥着他的心胸，满腔的关切与挂念如潮水般涌动。于是，他提笔挥洒，创作了《三度七夕》这首诗篇。
天上当然织女好，
星间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
有限长空无限思。
牛郎织女久钟情，
强隔银河仍比邻。
如此良缘天作合，
工农联合好家庭。
在孟庆树遭受囚禁的艰难岁月中，王明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分别在10月19日、10月26日和11月2日，三次毅然前往龙华看守所，探望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事隔多年，他仍以诗篇的形式，深刻记录下那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化妆三探龙华监，
亲织背心递我穿，
高话家常低话党，
铁窗加紧两心牵。
自孟庆树被拘禁后，他的二叔孟涵之立即动身，从故乡急赴上海。凭借与部分国民党官员的旧交，孟涵之不遗余力地联络疏通，并慷慨送礼，终于使得孟庆树于1930年11月22日重获自由。
孟庆树刑期结束后，被王明那深情的魅力所打动，终于答应了他这位身形娇小的求婚。王明那真挚的情感，无疑是达到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境界。
孟庆树的牢狱之灾，竟意外地转变成了他们爱情历程中的一大转折点。1930年11月23日，孟庆树重获自由后的次日，两人便紧握彼此之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携手共度风雨，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伴侣。为了缅怀这一终生难忘的瞬间，王明挥洒笔墨，创作了一首名为《结永伴》的七言绝句。
出狱两天便结婚，
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
银汉女郎不可分。
共居44年，未曾离别。
王明与孟庆树于1930年11月23日结为夫妻，共同走过了人生旅程，直至1974年3月27日股票配资风控，王明在莫斯科不幸病逝。在这段相濡以沫的岁月里，他们共同营造了长达44年的美满生活。
王明一家在延安
四十四载，风风雨雨，王明与孟庆树夫妇情深意长，彼此敬重，恩爱相随，携手前行，相互关爱与扶持。王明将这段珍贵的婚姻视为无上的珍宝。他对孟庆树始终如一，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曾为孟庆树倾心创作诗歌五十五首，歌颂其高尚的品性，深情地抒发了两人之间那份深厚的爱慕之情。
孟庆树不仅为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与《王明诗歌选集》亲自执笔撰写序言，更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了力挺，两人的默契配合，实为夫妻情深之典范。在日常生活中，孟庆树对王明的关照细致入微，体贴备至，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的生活。
“术后跪行艰辛。”
孟庆树始终不懈怠，辛勤地照看着王明。他对病情及治疗方案进行了严谨而细致的探究，甚至亲自监督药物的服用，并备有应急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1956年1月30日，王明携家人乘坐苏联航班赴莫斯科。航班升至3000米高空时，王明突感心脏衰弱，情况危急，急需紧急医疗援助。尽管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随身携带了六包注射器，却遗憾地缺少针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孟庆树立刻掏出自己的针头，迅速为王明注射了强心剂，成功逆转了危机，保障了王明的生命安全，直至抵达莫斯科。正是孟庆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王明的病情得以缓解，从而延长了他的生命。
王明一家在北京
王明与孟庆树夫妇，以孝敬尊长、疼爱子女的美德而闻名。他们的爱情之树结出了三个孩子，其中一女两子，分别是王芳妮、王明与孟庆树。王芳妮，乳名玉华，于1932年1月18日降临人世，那时正值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远在莫斯科。自幼，她便在苏联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对母语中文一无所知，亦未曾踏上祖国的土地。在苏联，她以季米特洛娃·法尼娅·格奥尔基根夫娜作为自己的名字。
1937年11月，王明与孟庆树夫妇返国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无奈未能将幼女一同带回，只得将她托付给了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考虑到季米特洛夫的捷克籍妻子在战争中痛失爱子，使得他无子嗣，于是他将王芳妮视为己出，倾尽全力进行抚养。
王明与孟庆树对他们的独生女怀抱着无尽的思念。1947年11月，王明提笔创作了《忆芳儿》一诗，诗中“一别十年久，时艰音问稀。双亲常梦女，多半诉离思”几句，流露出深切的情感。据悉，王芳妮后来投身于航空事业，成就斐然，成为一位杰出的女飞行员。然而，遗憾的是，她在1985年1月27日离世，享年53岁。
王明与孟庆树夫妇共育有两位儿子，他们均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长子王凡芝，乳名明明，于1939年踏入人世。次子王凡丁，乳名亮亮，则是在1945年10月2日这一天降临人间。孟庆树对这两个孩子疼爱备至，始终未曾让他们跨入小学的门槛，而是在家中细心照料。
幼年的明明未及初中校园门槛多日，便随父母远赴苏联。自那时起，他们俩便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求索与耕耘，最终都融入了苏联的生活，国籍也相应变更为俄罗斯。王凡芝后来投身军旅生涯，与一位俄罗斯姑娘喜结连理。而王凡丁则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之后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效力，至今未婚。随着苏联的解体，他放弃了长达十余年的研究所职位，自立门户，创立了中国武术中心。在90年代初，他曾短暂返回祖国，足迹遍布哈尔滨、北京等城市。
出身背景不尽相同，人生经历各有特点，性格特质亦各具特色，王明与孟庆树这对伴侣之间自然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矛盾与分歧。
王明自幼出身寒微，蜗居于城市的一隅，既无立锥之地，亦无产业可依，生活陷入极度的困顿之中，甚至不得不忍痛将年幼的妹妹送人作童养媳。少年时代的王明，身为一名家境贫寒的学生，沉重的学费负担让他难以承受。
孟庆树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地主之家，家境颇为富裕，不仅有丰饶的田产，孟父作为一名医者，救治病患，收入丰厚。与王明家相较，孟家的经济状况显然要优渥得多。据传，孟庆树远赴苏联深造，从寿县出发便乘坐着滑杆。到了苏联，他更是住进了豪华的洋房，享用着面包，未曾有过一丝苦涩的体验。相较之下，王明显得质朴无华，而孟庆树则流露出浓厚的洋派风范，钟爱西餐，习惯使用刀叉进餐，对筷子则不太感兴趣。
尽管王明与孟庆树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教条化思维、主观臆断、自负自满以及高估自己的问题，但在行为上却呈现出明显差异。王明因长期位居中央领导之职，多少能够抑制并自制自己的情绪。而孟庆树则相对放纵，常显现出娇纵的情绪，频繁与同事发生冲突，始终未能有效处理同志间的和谐关系。
王明的贴身助手透露：“在延安那段岁月，人们热议的对象非孟庆树莫属。她性情孤僻，似乎难以与任何人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迁都北京之后，王明身居法制委员会主任之位，孟庆树则被委以重任，担任法制委员会资料室主任。然而，她与办公室主任陈甫之之间的摩擦频发，争执不断。
陈甫谈到此事，语气激动地抱怨：“我与孟庆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她曾嘲讽我说：‘你难道不知道，像你这样的形象竟也担任主任？’而王明继母也对他人抱怨：与儿媳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她对我如对顽童一般，言辞之间满是责备。”
王明、孟庆树及家人
孟庆树常与人争执，与王明更是频起争执。王明的秘书回忆说：“王明与孟庆树之间的争执尤为频繁，一旦争执爆发，双方言辞便变得尖锐激烈，全程以俄语进行交流。孟庆树性格刚强，有时争执甚至会持续至深夜，严重干扰了我们的休息。他们之间的争执未曾停歇，连日来彼此均未开口。或许，这一切的纷争都源自于生活中的琐事。”
这两位在苏联深造的学子，在争论不休之时，为防止秘书与警卫员知晓争论的具体内容，常常以俄语为媒介展开争执，声音之大，以至于旁人难以分辨。这种在华人中颇为罕见的以俄语进行争执的现象，在王家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奇观！
王明与孟庆树，两位携手共度的伴侣，在彼此的陪伴中，鲜有争执之声。在欢乐的时光里，孟庆树会昵称王明为“克劳白夫”同志，而王明则以“罗莎”这一亲昵的称呼回应孟庆树。这个名字，正是玫瑰花在俄语中的译音，唤起了他们共同度过的那段在苏联的阳光灿烂的黄金时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甜蜜，远胜过任何辛辣的滋味。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逝世，享年七十岁。其后，苏联政府将其遗体安葬于莫斯科郊区的著名新圣母公墓。在王明逝世之时，孟庆树编辑并出版了《王明诗歌选集》，以此缅怀这位英勇的先烈。转至1983年9月5日，孟庆树亦在莫斯科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其骨灰亦被安置于新圣母公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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